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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是否摧毁了汉朝的经济？

因着汉武帝开疆拓土、沟通中西的功绩，很多国人对他满怀膜拜之情。在他们眼中，那是一个中国空前伟大强盛、自豪自信的时期，在不吝赞美之余，长恨此生不能生活在那个“虽远必诛”的时代，对他的荣耀“与有荣焉”。

因为人类生存最关心的，无非是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与言论自由，今天我们就以这三个话题为突破口，来看一看，假如大家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究竟是怎样一幅图景？

人身安全。汉武帝是一位雄猜阴刻、穷兵黩武的皇帝，生活在他的时代，无论是王侯贵戚还是草芥之民，所过的都是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就上层而论，汉武帝猜忌群臣，因此被诛戮者比比皆是。

仅以百官之首的丞相来讲，在汉武帝在位54年间，曾更换过13位丞相，除1人托孤留任外，其他12位丞相被免职者有7人，因罪自杀者有5人，而被免职的丞相当中，有2位最终也横死（窦婴、田蚡）。丞相得善终率还不到50%，其他官员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

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这四种算是到了“大霉”，即亡人（流亡在外之人）、赘婿（入赘到妻子家中之人）、贾人（商人）、奸猾吏民（被官府判定为投机取巧或不安定的分子）。汉武帝推行“实边”政策，这四种人全部在征发之列，需要无条件地离开赖以生存之地，远迁到杀机四伏、荒凉生疏的边疆，和平时期作为生产者，战乱时期则作为抵御外族的“肉盾”，其下场之惨无以言表。

就算你不是王侯公卿，就算你不在“四种人”之列，作为一介草民，你依然有沦为战争“炮灰”的危险。汉武帝推行穷兵黩武政策，却匈奴、灭南越、吞朝鲜、并闽粤、开西南夷、“凿空”西域，一连串辉煌战果的背后，则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惨重代价。

历次对外战争加上天灾人祸，到汉武帝晚年，帝国人口数减半，许多地方更是十室九空。生活在这个时代，能平平安安地过完一生，那简直跟中“六合彩”一样幸运。

财产安全。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财产安全也是种奢望。战争是一种极度烧钱的游戏，在武帝穷兵黩武、大兴土木等政策下，汉初六、七十年间休养生息、厉行节俭而来的巨大国库盈余，到了他的时代被挥霍一空。

为筹集战争经费，维持帝国正常运作，外加满足其骄奢淫逸的享受，汉武帝开始对民间大事搜刮，强令推行“算缗令”。所谓的“算缗”就是征收财产税，其中的“缗”即一千钱，“算”即一百二十钱，一说为二百钱。

“算缗令”规定，无论大小商人还是普通的手工业者、小商贩，只要手里有财产、车船等工具的，统统都要被强令征税。其中，商人每二缗征税一算，手工业者每四缗征税一算；不是三老（乡官，掌教化）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即跑运输用的双轮木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而又有车的则征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条船抽税一算。

财产税如此之高，难免会出现隐瞒收入和抗税偷税现象的发生，为杜绝这种现象，汉武帝又推行“告缗令”，鼓励知情者揭发他人隐瞒财产不报或自报不实现象，一旦坐实，朝廷不仅会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其戍边一年，而告发者也会获得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告缗令”一旦推行，各地出现争相“告缗”的大高潮。

经过“算缗令”和“告缗令”这两记“重拳”，在肥了朝廷的同时，民间破产败家者比比皆是，情况之惨淡无以言表。《汉书·食货志》曾以沉痛的笔调写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产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 生活在这个时代，但凡手中有点钱的，都没有多少活路可言。

言论自由。一个盛世真正令人向往之处，往往不是什么“万国来朝”、“虽远必诛”的天朝气魄，而是要让百姓生活在免于恐惧之中，这必然要涉及到言论自由问题。汉武帝时期有言论自由？简直是笑话！汉武帝集大权于一身，为了控制言论，压制不同意见，曾颁布过骇人听闻的政策，将“腹诽”定为正式的罪名，犯此罪者往往会被判处死刑。

所谓的“腹诽”，就是说某人对朝廷某项政策内心不满、有意见，却并不说出来，只在心里嘀咕，这就在主观上犯了“腹诽”罪。“腹诽”正式作为罪名而出现，是在大司农颜异受诛之时。颜异因对汉武帝准备推行“白鹿皮币”（一张皮币价值四十万钱，凡王侯到长安朝觐时都要购买，是一种变相勒索）有异议，结果被御史大夫张汤告发犯了“腹诽”罪，最终竟因此被处死。

“腹诽”罪一旦入刑，朝廷内外人心惟危，再不敢有对朝廷政策不认同的声音出现（“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见《史记·平准书》）。作为“肉食者”的公卿大夫尚且因惧怕“腹诽”罪受到处分，那么草芥之民对它的畏惧就更加不言而喻了。所以在汉武帝时期，只能无条件地拥护朝廷政策，如果有异议，打算沉默以对或闭口装哑巴，那也是要掉脑袋的！

汉武帝时期如此恐惧，在了解到真相后，你是否还有勇气生活在那个时代？

钱是怎样出现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金属货币的国家。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记载的吕底亚金银币，大约铸造于公元前640年，时间相当于我国春秋中期，而早在4个世纪之前的公元前11世纪左右（商代中晚期），我国即已开始铸造铜贝，进入了金属铸币时代。

东方货币文化以古代中国为代表，影响覆盖到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与西方交相辉映的东方货币文化体系。

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萌芽于唐末号称“飞钱”，产生于北宋名曰“交子”，盛行于金元称作“交钞”。

宋代因所谓“钱荒”等一系列原因，催生出了比较完整的纸币系统。纸币制度历经宋和金的发展，到元代日趋完备，开始实行纯纸币制度。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以及南亚的印度、西亚的伊朗都曾仿照元朝使用纸币。可以说，元代的纸币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货币制度。

谷帛本是人们的衣食必需之物，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古代，自然成为人们易于接受的交易工具。自先秦以来，谷帛的货币属性就始终存在，特别是当遇到战乱、灾荒，或是币制混乱、货币严重贬值之时，谷帛（主要是布帛或绢帛）的货币作用就会显著地增强。

秦统一全国后，用半两钱统一了全国的币制。统一之前秦使用圜钱，秦国早期的圜钱（圆形圆孔），“半圜”钱，文字古朴浑厚，虽是秦钱，钱文却不纪重，与秦钱体制有别。秦国方孔钱中，最重要的是“半两”钱。

秦朝虽然统一了货币的形制、单位及名称，并从制度上禁止了民间私铸，但是仍有地方铸币。直到汉初，铸币权实际上并未真正统一，直到汉武帝收回郡国铸币权，推行五铢钱后，才最终实现了货币铸造权的统一。

西汉元帝时贡禹曾主张废钱，用谷帛。东汉时布帛已取得支付地位。魏晋南北朝时，因战乱，谷帛的使用更为普遍。这一时期在货币流通上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金属货币长期隐匿不现，二是钱币的形制重量复杂多变，如材质上除铜钱外，还铸有大量的铁钱。

终隋一世，专用五铢钱一种，统称隋五铢。统一的隋五铢钱币的铸造和流通，结束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货币流通的长期混乱局面，并使衰退的商品货币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唐开始货币不再以重量为名，而是称“宝”并冠以年号；配料比例上，直到唐代才有统一的规定；数量上，唐之前炉数不见记载，也是到了唐代才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文字上，秦以前是大篆，后为小篆并沿用至隋。开元通宝为隶书，此后虽偶用篆书，但属例外；尺寸上，唐代才基本统一。

唐代币制流通以钱、帛为主。除钱币外，绢帛几乎也是十足的货币，终唐之世，货币流通始终保持着钱帛兼行的局面。

两宋币制虽然各有特色，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有两大共同特点贯穿了宋朝300多年历史且影响深远，一是铜铁钱兼行，二是持续的钱荒。钱荒问题几乎贯穿两宋各个时期，成为长期困扰朝廷的难题，而铁钱却是宋朝正式长期广泛流通的货币。

官铸铁钱最早见于东汉初年割据川蜀的公孙述，再见于南朝的萧梁政权。此后，铁钱虽然时有铸造，但都是地方割据势力所为且为时甚短。《宋史·食货志》明确记载“钱有铜铁二等”，作为中央政府正式铸行铁钱的则仅限于赵宋王朝，前不见于唐五代，后不备于元明清。宋代实行铜铁钱兼行的钱法，有其特殊的背景及原因。在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货币流通历史上，只有两宋时期正式铸行铁钱。

为缓解钱荒压力，明朝实行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兼行的政策。对于完整的旧钱一般都和本朝制钱同等对待。明代流通的铜钱，明钱仅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旧钱。明初的币制，从形式上看，似乎是一种很完美的设计，百文以上用纸币，百文以下用铜钱。有高度的统一性，层次上也便利，并切合实用。

清代币制总体上是沿袭明制，白银、铜钱、纸币都曾使用，但以白银和铜钱为主。其兑换比例也相对较稳定。

民国时期分北洋政府（1912～1927）与国民政府（1927～1949）前后两个时期，共历时37年。虽然时间短暂，但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却具有重要地位，确立了银本位并铸造了国币（袁大头），实现了废两改元以及法币改革，初步建立了现代纸币制度。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同时发行人民币，统一了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货币，为支援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稳定物价、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