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乐章，中国古代哪个朝代制度最好？

历史上的每一个制度没有谁好谁坏之分，因为一个朝代的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都跟当时的历史因素有着莫大联系，而且个制度本身就需要时间去打磨。

不过我可以讲讲历朝历代里我喜欢的制度，那就是明朝的内阁制度。

一、明朝内阁制度的雏形

洪武十二年胡惟庸案发，胡惟庸死后朱元璋决心借题发挥彻底废除丞相制。

当时根据统计，朱元璋平均每天要处理各地公文200多件，是非常巨大的工作量。朱元璋事无巨细，都一一处理，非常的尽职尽责，当朱棣接班以后深感皇帝难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朱棣在大学士之中建立了一个团体，专门负责帮他处理政务，平时和翰林们合署办公，这就是内阁的雏形，明代内阁由此真正开始发展。

朱棣时期的皇权依旧鼎盛，内阁平时就是文书之职，比如一度被认为是内阁首辅的解缙，主要工作其实是修永乐大典，对国家政务没有干预权。这一情况直到明英宗时期才开始改变。明英宗上台以后，明朝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只有八岁的明英宗没有理政能力。

而太皇太后又不愿意摄政，朝政全部委托给当时的“三杨”。

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位大学士，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三杨给出两个办法：

1. 平时的早朝改为只议“八事”。也就是说只讨论八件事，而且为了防止小皇帝应付不来，这八件事的处理办法三杨提前拟定好的，一般也就几个字。

2. 三杨内阁开始实行严格的票拟制度。所谓“票拟”就是根据明朝的制度，各地的所有公文都先送到通政司，通政司就相当于明朝的信息管理中心，然后这些公文会送到内阁的三杨手中，三杨会在这些公文后面加上自己的处理意见，这就是票拟。之后这些文件会交给司礼监，皇帝在司礼监批红之后，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盖章。

二、明朝内阁的确立

建文年间，改大学士为学士，悉数罢免大学士，各设学士一人。此后改谨身殿为正心殿，设正心殿学士。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内阁制度至此建立。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国家每一个角落。

然而，“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也就是说内阁此时仍然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不是权力机构。

三、明朝内阁制度的发展

明朝内阁始建于永乐年间，但是当时还很不完善，内阁阁臣的设置, 人数不等，在永乐时期，多至七人，少至三人。其品秩，初为侍读、修撰、编修之类。入 值内阁人的任务是“制密务”、“参机密”、“付以密务”,显然与只备顾问的殿阁大学士不同。仁宣之时是内阁制度的发展完善时期。首先，就殿阁设置而言，洪武十五年初设殿阁大学士时，有三殿两阁，即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和东阁，各设殿阁大学士。永乐时，不区分殿阁，大学士皆入文渊阁办事，并己开始参预机务。仁宗时，恢复原殿阁名称，后又增设谨身殿，并定其次序。此外，这时内阁己经有了它的直属机构一一制救房和浩救房。两房各设中书舍人若干人，官秩皆从七品，《殿阁词林记》云:“凡内阁所掌制救、诏旨、浩命、册表、宝文、玉碟、讲章、碑额及题奏揭帖等项，一应机密文书，及王府救底簿，皆制救房书办。文官浩救及翻译、救旨、并四夷来文揭帖、兵部纪功勘合底簿等项，皆浩救房书办。”此两房的设置是内阁制度逐步完善的标志。

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朱瞻基死，太子朱祁镇继皇帝位。此时，朱祁镇还只是个年仅九岁的孩童，不可能“躬揽庶务”，而皇太后又不愿违背祖训“垂帘听政”，于是便委政于内阁。朝廷一切政务先经内阁会议，再由太后核实后，方交由府部执行。由此可见，此时的大学士己有了参与评议朝政的权力了。不过从正统至正德时期，由于皇帝或幼冲或昏馈，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内臣宦官之手，内阁在很大程度上受其节制。

仁宣时期内阁制度的发展最主要还是表现在票拟制度的建立上。《明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恨然汉唐宰辅，特不居压相名耳!”票拟权是内阁的一项重要职权，其实质是批答诸司章奏之权，这在明初是专属于中书省的职权，即相权。由内阁专掌票拟，足见此时内阁的权位之重。内阁之职，其大者在代王言。 凡手敕旨意，俱从票拟。洪武年间，大臣的章奏均由朱元璋亲自阅读 , 大臣多面奏取旨。永乐年间，皇帝多召内阁要员密议，他人不得与闻 , 但是批答则由皇帝亲笔。洪熙朝出现票拟，以内阁票为主开始于宣德朝，而票拟成为内阁的专职开始于正统朝。这一演变过程，正是内阁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

仁宣时期的阁权尽管甚重，但是他们没有汉唐宰辅那么大的实 权，仍然不过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工具。

明代内阁形成于永乐年间。仁宣时期，阁臣的品秩明显，阁权日 重，内阁的地位日渐提高，但是它仍然处于不断地完善过程中。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政权，其中枢政权结构主要是由三项基本权力构成， 即决策权、行政执行权与监察权。在丞相制时，丞相正是协助皇帝行使这三项权力,而且他自身拥有一部分决策权，又领导中央各机构 , 统辖行政权与司法监察权的行使。这也正是相权与君权矛盾的主要 原因和矛盾的根本所在。皇帝与丞相正是围绕着争夺这三项基本权力 而进行斗争。朱元璋废除丞相，正是把这三项权力从丞相那里夺回到 自己手中。尽管仁宣时期阁臣参与了明廷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 ，但只是参加讨论 ,是否被采纳、最后如何决定还取决于皇帝。内阁只有议政权，没有像皇帝、丞相那样的决策权，不拥有丞相那种统辖中央行政机构的权力，无权领导三法司，无法与丞相统辖三法司相比。明 代内阁特别是朱高炽、朱瞻基统治时期的内阁,既无丞相之名,也无 丞相之实。他们虽然不同于洪武年间的殿阁大学士，已经参预机务， 而且品秩日高，权势日重，作用日大，影响日深，但仍然不过是皇帝 行使决策权、行政权、司法监察权的顾问和参谋。

四、明朝内阁制度的顶峰

明代内阁在万历朝早期权力达到极盛，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而内阁首辅成为实际上的宰相。

张居正改革的背景和主要措施

（一）张居正改革的实质:

是封建统治阶级从自身长远利益出发所进行的一场自救性质的改良。

（二）张居正改革的背景

自正德朝以来，帝国发展每况愈下，正德皇帝以叛逆的性格著称，不愿意像其父弘治皇帝一样遵循文官集团各种繁琐的道德说教和礼仪规制，御宇的十六年间与文官集团公开对立，去世后无子嗣，由其血缘关系最近的安陆王之子嗣位，明帝国历史上统治时间仅次于万历的嘉靖皇帝，即万历皇帝的祖父。

（三）张居正改革的主要措施

张居正改革的主要措施有推行考成法，以改变官僚集团行政效率的低下和贪墨行为；实行“一条鞭法”，推行“有田即有赋”的古老原则，整顿和增加财税收入；整顿军备，巩固边防，与蒙古开展互市贸易。

（四）改革结果

张居正的全面改革，旨在解决明朝两百余年发展中所积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以巩固明朝政权。

经过这次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放”，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

后记：

讲完明朝内阁制度，总觉得还差点什么，总觉得明朝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去探索和发掘。我在读与明朝有关的历史的时候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明朝出了那么多奇葩的皇帝但是明朝依旧维持了这么多年？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各位看官你们有什么看法。

参考文献：

《明史》

《明朝那些事》

《明朝内阁制度史》

《万历十五年》

为什么很多夫妻经常吵架却不离婚？

夫妻总吵架，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在我们周围，一家人中，兄弟姐妹，父母，在一起生活20多年，彼此的习惯很接近，并且有长幼辈分的限制，还不免争吵，何况是来自两个家庭、不同习惯、不分长幼的两个人呢？但离不离婚，感情最重要，吵架不是决定因素！

夫妻关系有多种，有的是一方怕另一方，这种夫妻很少吵架，但不等于俩人关系就好；有的夫妻一方挺倔强，只要吵架就会冷战很久，这种夫妻吵架次数虽少，但因为缺乏理解，容易离婚；多数吵架是因为双方生活习惯不同，一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其实谈不上吵架，离开了那个环境，也就没事了。

有的夫妻都强势，对另一方不会说话就会喊，或者说把吵架当成聊天，并没有真动怒，只是外人看着受不了，对不同类型的夫妻来讲，有的吵架不代表伤感情，可能是生活的一部分；有的不吵架不等于感情就好，一天到晚死气沉沉不说话，各忙各事，只是名誉上的夫妻。

夫妻关系是需要经营的，我见过有的夫妻吵了一辈子过了一辈子，还有的小夫妻结婚1年就离婚，没有多少争吵，就是过不下去，很多夫妻年轻时吵架，岁数大了也了解对方特点，忍一下就过去了，真正做到了磨合。

因此，吵架与离婚没有因果关系，对多数夫妻来讲，吵架之后能正确面对各自的问题，避免为一件事重复吵架，这样可有效减少吵架；吵架时不升级骂或打，只对事，不对人，这样就不会伤感情，不会因吵架影响夫妻关系。

你收藏了哪些好听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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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乐博大精深，曲目浩如烟海，喜爱的作曲家也很多，好听的音乐就更多，举不胜举。估计同我一样大家都比较喜爱的有肖邦的夜曲，贝多芬的交响曲，舒伯特的艺术歌曲，门德尔松的无词歌，李斯特的交响诗，柴可夫斯基的芭蕾，普契尼的歌剧等。

轻音乐通俗易懂，他是我音乐的启蒙，从小就听。主要是三大轻音乐团，曼托瓦尼，保罗.莫利亚，詹姆斯.拉斯特的音乐。当然还有很多优秀的乐队，雷蒙.勒菲弗，克莱德曼等等。

新世纪音乐主要有范吉利斯，雅尼，神思者，神秘园等等。

爵士蓝调我最喜欢三盲鼠，还有B. B.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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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在历史上处于何种水平？

因为唐诗诗歌太过繁盛，而《诗经》、《楚辞》又太过悠久，夹在中间的南北朝就显得稍微薄弱一点。

但是，这个时代在诗歌史上非常重要，正是因为魏晋南北朝对于诗歌的研究，才开启了盛唐诗歌的繁华。

中国的诗歌像一株大树，南北朝是这颗大树的主干

把中国诗歌比作一株大树，这是一件很形象的比喻，不同朝代对应着不同的部分，也有着不同的价值。

《诗经》、《楚辞》等先秦时期的诗歌作品就是树根，一个扎在了民间，一个扎在了庙堂。

因为它们扎得够深，所以几千年来的中国古典诗歌一直在民间和庙堂中汲取养分，形成了“诗以言志”的士大夫情怀和通俗乐府诗歌的“美刺”精神。

而两汉的诗歌就是树根和树干交汇的节点，将诗歌从自发的创作转向了自觉的审美，也是从这一阶段开始，像“三曹”等人开始了大量创作，诗歌不仅仅是用来表达的“工具”，也重视“审美”的作用。

这就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提到的：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它可以是治国安邦的应用文体，同样也可以是传诵千古的文学文体。

而魏晋南北朝就让两汉刚刚开始兴盛的诗歌走成了通衢。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中对于时间的划分和历史不一样，这是因为文学有其连续性，它无法以某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来强行划分。

所以，通常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诗歌其实是包含了汉末到唐初这段时间的。

汉末“三曹”等人的创作自不必提，其后也涌现了诸多名家，比如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沈约、周颙等等，数不胜数。而这些人都是唐朝诗歌鼎盛时代里很多著名诗人所学习、崇拜的对象，可想而知他们对诗歌的贡献。

除此之外，盛唐诗歌中的诸多流派，比如山水、田园、古乐府等等都是从这一时期发端，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像四言诗、游仙诗等等体裁，正是对上一个时代诗歌的总结和沉淀。

从这一意义上讲，南北朝时期正是诗歌史上承上启下的时代。没有这个阶段的沉积，先前两汉的诗歌没有成体系，之后盛唐的时代也很难开启。

唐朝诗歌就像是这颗树的树冠，极度繁盛、茁壮，让人艳羡。

而宋代诗歌就像从唐朝主要枝丫上新长出的二级枝丫，更为繁多，但另辟蹊径，从唐朝发散的状态里收回到对内心的探索，共同支撑起诗歌的天幕。

元明清三朝诗歌比上两个时代略有不足，它们就像这颗大树上繁多的树叶，质量参差不齐，但数量却十分惊人。

至于说之后的现代新诗，它们就像附着于这颗大树上的灰尘、露水，虽然和这颗大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不是这颗大树本身的构成。

南北朝对于诗歌内容的开发，让诗的范围变得更为广泛

提到这个时期对诗歌内容有重大贡献的作者，要提到三个人：

陶渊明、谢灵运、鲍照

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派”，将日常琐事写入了诗歌当中，这在当时是非常独特的表现。

它最大的意义不是这种诗歌风格的诞生，而是诗歌内容可以向更多的层面去汲取，不仅仅有上层社会的交游，还可以有底层生活的乐趣。

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派”，将山水的描述与玄学思索糅合在了一起，将个人情感极好地寄托在了山水之中。

谢灵运生活的时代里，“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玄言、游仙这种脱离现实的空洞题材逐渐有了烟火气，自然山水成为了这些士大夫们新的寄托对象。谢灵运专攻山水诗，将这一题材的作品发展成一种极好的样本，连李白也是谢灵运的粉丝。

鲍照的贡献在于对古题乐府的改革。

虽然曹操时代已经开始了用乐府题材歌咏时事，但真正能将时事和个人观感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作者是鲍照，他的笔法要比之前的曹操更为优秀。并且，身为寒族，鲍照能对“九品中正”制度之下，寒族进身无望的苦郁更有切身的体会。

鲍照的对于乐府诗歌体裁和写法的变革直接影响到了盛唐时期杜甫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对中唐白居易“新乐府运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于诗歌体裁的发展，永明体是格律诗的先声

永明体诗歌的出现有一个前提，就是沈约、周颙等人发现了汉语音韵的秘密，并提出了具体的诗歌创作方法。

汉语的音韵很有特点，顿挫起伏都有着美感。在南朝之前，这一特点虽然存在，但没有人去研究它，直到沈约、周颙等人发现了这一特点。

周颙《四声切韵》提出，汉语有四个声调，这就是我们常见到底“平上去入”，也叫做“四声”。普通话当中，入声字已经没有了，但很多南方方言里依旧保存。

而又考虑到双声叠韵的特性，沈约据此在《四声谱》提出了诗歌创作需要避免的八种弊端，简称“八病”：

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他们充分地利用了汉语音韵的特点来进行诗歌创作，所追求的效果就是：

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研究发现，之前时代，如曹植等人所创作的诗歌，之所以让人感觉如此美妙，正是因为符合了这一特性。而之后诗人的创作里，这样的标准也基本上成为了大家遵守的规则，这是“格律诗”出现的前提条件，中国古典诗歌也进入到了古体诗与新体诗分化的阶段。

“四声八病”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从内容独大开始转向了内容与形式的并重。

对于诗歌风格的衍变，南北朝不同风格的对立是唐朝诗风融合的前提。

南朝齐梁体诗歌其实也是属于永明体，但关注点在于内容的浮艳和形式的精巧之上。

它是对汉语音韵追求到极致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文体形式，对于奇巧、辞藻有着极为过分的追求。

整体来看，内容多是风月、华艳的描绘，形式多是精奇、巧艳的追求，格调和意义都不甚大。

隋代李谔在反对这一文风的时候曾如此表述：

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所以，齐梁绮靡文风在隋唐阶段成为了诸多文人抨击的对象，也为朝政中祛除浮华奢靡的做派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南朝这一时期真正有极高价值的诗歌其实是民歌，如《西洲曲》、《子夜四时歌（子夜吴歌）》都是其中的代表作，主要描写的是民间的情感诉求，细腻婉转，更重内心活动的刻画。

而这个阶段里，北朝庙堂当中没有什么出色的文学家，像庾信等长居北地的南朝人士的作品就带有了一种极为特殊的风格。因为个人经历的特殊，以齐梁宫体诗歌出道的庾信在北地有了故国乡关之思，吸收了当地的风习，笔调转为劲健苍凉。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如此评价：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除此之外，北朝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文学家了，反倒是和南朝迥异的民歌大放异彩。

北朝民歌往往奔放热烈，男女情爱的题材也能写得豪爽快意，绝不扭捏，有着一种质朴纯真的喜人观感。

代表作都很出名，比如“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川》、讲述“木兰替父从军”故事的《木兰诗》等等。

南北朝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分格在当时是并存于世的，隋代文帝向北朝学习，炀帝又向南朝学习，到了唐朝，陈子昂、初唐四杰等人的倡导，使得南北文风逐渐交融，诗歌开始既关注内容的刚健，也注重形式的规整。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唐朝诗歌风格的形成其实就是直接来源于南北朝诗风的交融。

然而，毕竟南北朝是属于诗歌变革的尝试阶段，其数量、流派、质量等等方面在整体上还是不如唐宋的，其尚不成熟。

但这一阶段的对于诗歌文体承上启下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之前诗歌可以在这个阶段找到理论上的总结沉淀，而之后诗歌也可以在这个阶段找到源头上的启发。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我是待晓儿，专注于文化的科普与解读，欢迎关注与交流。

有没有一段文字？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段文字是中国现代诗人徐志摩写的一首诗，诗的名字叫《再别康桥》。

据说诗人此作是离别母校时的一种离别情绪，但却给人营造了一种宁静的氛围，在诗人的心目中康桥被理想化、诗化了。

诗人对那里的一草一木，无不包含着深情厚意。西天的云彩，河畔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榆荫下的清泉，星光斑斓的夜色，沉默的夏虫……

康河边那婀娜多姿的翠柳被夕阳染成灿烂的金色，宛如戴着红盖头的美丽动人的新娘，夕阳又把她的艳影投入微波荡漾的康河。诗人完全沉醉在这样一幅如诗如画的黄昏美景中，他神思恍惚，心似乎幻化成了康河的水波，新娘的艳影在自己的心头荡漾。树荫下那一潭清泉也被夕阳点染的更加绚丽迷人，仿佛是一道色彩斑斓的彩虹搀揉在浮藻间，点缀着诗人心中美丽的梦。

夜色降临，诗人依然不肯离去，他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深处漫游，在星辉斑斓的康桥夜色中泛舟寻梦。这本是适宜放歌的时候，但诗人无心放歌，连夏虫也似感觉到了诗人的心情，识趣地为"我″保持了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就这样，诗人带着几分眷恋，带着几分惆怅，在沉默的暮色中悄然离去。

徐志摩的诗单纯、轻盈、柔婉而又深含忧郁之情。他善于将气氛、情感和景象融为一体，写梦幻般的景象的同时也充溢着一种梦幻般的情调。

这首《再别康桥》，情绪回环反复，自由舒展,毫不扭捏做作。读起来令人感到舒缓、悦耳，颇有一种和谐、优雅的音乐美。也有很多人解读它是诗人在与自己心中的理想道别。诗面上表现出的那份深情和静谧，似乎唯恐惊破心中之梦。或许这也正微妙地展露了诗人因“康桥”理想的破灭而无限哀伤的情怀？

(图片采自网络)